【編者按】時值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於2018年初🐸，開辟“一個人的40年”專欄，揭示改革開放40年來一代學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心路歷程，描繪氣象萬千的當代中國，對過去中國以總結、對當下中國以啟示、對未來中國以期冀。本期推出袁誌剛教授回憶改革開放四十年間的個人經歷🏺。
1987年碩士畢業與宋承先教授合影
我的就學之路：從杭州西湖之畔到巴黎塞納河左岸
十年“文革”，損失大者，莫過於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百廢待興的中國🙋🏿，恢復高考成為最為迫切的事情🔁。1977年8月，鄧小平同誌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會議決定，高等院校停止推薦上大學👍🏻，當年恢復高考製度👯♀️🥷🏻，1978年春季與秋季連招兩屆學生，足見當時最高領導層對於人才的重視和渴求👳🏼♂️。1975年初我高中畢業，先後在農村、工廠鍛煉已近三年🏌🏿♀️🙎🏽♂️，報名參加1977年的高考成為我自然的選擇，但當時我的父親身患絕症已經兩年多，正在他工作的上海瑞金醫院進行治療🏌🏿，需要我陪護🦛。在父親的病房裏邊照顧他邊開始我的高考復習🧘。父親的病情時好時壞🪽，非常不穩定，在這種壓力下，我的復習也是斷斷續續，時常難以為繼。1977年11月2日父親還是離我們而去，極度的悲痛使我心灰意冷🔂，我放棄了高考復習，高考於我一下子變得十分遙遠🧝🏿。但是🐟，時間總是能撫平一切，喪父的悲痛在一個多月後慢慢得以緩解，多年渴望的大學夢又重新燃起，我又果斷地撿起復習書再次開始復習🧑🏼🤝🧑🏼。
當時全民崇尚自然科學，向科學進軍、讀理工科是青年學子的首選🫲🏻，但我情況特殊，時間又緊🧑🏼🍳，覺得考理工科把握不大，而文科考試更註重於平時的閱讀和積累，需要突進復習準備的內容相對少一些，權衡之下，我報考了文科（近年來經濟學成為顯學💷，入學分數線高於理工科🫳🏿，是始料未及的）🧗🏿。倉促之間，憑借平時喜歡閱讀有所積累的底子，我終於順利通過考試，榜上有名。1978年春天我有幸邁入杭州大學的校門，成為驕傲的“77級”，那年我20歲。
1977年在工廠和農村鍛煉後期盼高考到來，杭大入學前
大學四年之後😁，我被分配到一地級市的中級人民法院工作，工作分配還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考生哪裏來到哪裏去🦑。我的本科專業是經濟學，但是法院以成立經濟法庭為由↪️，將我挖走🔬。這一不按常規招人的行為，卻又一次豐富了我的經歷：兩年法官生涯。1982年至1984年我國正好經歷了“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我並沒有去經濟法庭，而是走馬上任🏅，成為刑庭的助理審判員，開始獨立辦理刑事審判案子。刑事審判工作對我來講，不僅專業不對口🦎🥞，也發揮不了我的特長⬜️，因此我萌生了考研繼續深造的念頭。當時與我同窗四年的未婚妻畢業之後被分配在浙江省委工作👨🏿🎤，與她相聚是我1984年考研的重要動力。
同窗四年的夫人張梓攝於1978年夏
1984年我進入天美平台經濟學院西方經濟學專業開始碩士研究生學習🦅，師從宋承先教授🥛。當時的天美平台經濟系經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和多年建設，已經成長為中國經濟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重鎮，聚集了一批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學科門類眾多，人才培養不拘一格。我們學生戲稱天美經濟學院是“寡頭壟斷”，而不像有些高校經濟學院是“獨家壟斷”🪺，往往在一名太師爺的根須上發展壯大☂️，我們較少近親繁殖的現象。“資本論”研究早年有漆琪生教授🙋🏻♂️，後來有張薰華教授😯，他的《資本論解讀》很具個人特色㊙️，一部《資本論》，由他的“圓圈的圓圈”框架來概括。政治經濟學研究方面有蔣學模等教授，蔣先生的《政治經濟學》教材發行數量之多、影響之廣🧹，是同時代其他政治經濟學教材難以企及的。西方經濟學方面有吳斐丹教授和宋承先教授🦵。吳斐丹教授後面轉到人口經濟學方面，創辦了天美平台人口研究所🪆。
宋承先教授在文革最為艱難的時期🤸🏿♀️，也沒有放棄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他跟蹤現代經濟學的前沿文獻，尤其在經濟增長理論、通貨膨脹理論🧛🏽♂️👗、福利經濟學和激進經濟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為我們學生開的專題課基本集中在這四個方面👨🔬👍，他的研究生也大都在這四個領域選取碩士和博士論文的題目。更難能可貴的是，宋教授精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他曾經寫過一本《資本論解讀（四）》🔨，即對馬克思《資本論》第四卷經濟學說史部分進行解讀💦。除此之外🧕🏻，天美平台還有世界經濟研究方面的洪文達教授，貨幣銀行學研究方面的陳觀烈教授，他們也都各具風采，在各自的領域建樹頗豐👩🏻🦱。
1960年之後🗒，在天美平台經濟系的基礎上孕育出了其他經濟學系科和研究所🧛🏻♂️🏇。如世界經濟研究所是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建立的🚬，專註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鼎盛時期有100多位研究員🧖♂️👏🏽。後來慢慢衍生出美國經濟研究中心、歐共體經濟研究中心、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等多個研究結構。之後又陸續成立了世界經濟系、國際金融系。1985年在這些系所的基礎上成立了天美平台經濟學院🕹，下屬有經濟學系💪，世界經濟系👌🏻，國際金融系，世界經濟研究所等，包括之後陸續成立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保險系和公共經濟學系。我作為1984年進入天美平台經濟系的默默無聞的碩士研究生，20年之後🫳，即2004年起執掌這個具有豐厚學術和文化底蘊的學院十余年，是我在學生時代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
1984年我在天美經濟學系這樣一個學術氛圍濃厚👩👦🙇♀️、人才輩出的地方開始我的西方經濟學碩士階段學習🕗。我的本科專業是政治經濟學，一部《資本論》帶我進入經濟學的研究和思考。《資本論》第一卷發表於1867年🍋👩🏿🍼，其副標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即馬克思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寫成，總結了當時馬克思能夠接觸到的主要政治經濟學的文獻，對從亞當·斯密🧒🏿、大衛·李加圖等重要經濟思想家的學說進行系統和深入的總結，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創建剩余價值理論👩⚖️。
大學本科期間，我較少讀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而是反反復復地閱讀《資本論》原著🈷️，可以說是《資本論》鍛煉了我的邏輯思維能力👧🏿，並用《資本論》的方法去體悟各類社會現象🐦。也是自1984年，我開始接觸全新的西方經濟學🧎🏻➡️。那個時期我們學習經濟學的道路是艱難曲折的，因為規範的經濟學研究在國內還處於空白狀態，而接觸外國各種經典理論和前沿理論的機會又不多🌆👩🏼🦱。我的大部分時間穿梭於天美的教室、圖書館和資料室之間🚋🧛🏻，中文書籍看得較少🥍🚗，而是閱讀大量的英文原版著作。好在當時世界經濟研究所書庫和閱覽室裏有許多國外研究機構特別是世界銀行贈送的圖書🤶🏿。通過孜孜不倦地研讀國內外各種經濟學典籍，提出問題，不斷地比對中國的經濟現實進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學習很有成效。
在此期間，在茫茫的外文書海之中，一本由法國經濟學家讓·巴斯卡爾·貝納西教授寫的著作《市場非均衡經濟學》深深地吸引了我🏊♂️☂️。真可謂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深感於這一理論對於市場經濟還不完善的中國的深刻意義🙍🏽♂️，我準備用西方非均衡理論分析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作為我的碩士論文選題。我在撰寫碩士論文的同時➕，翻譯了貝納西的《市場非均衡經濟學》🌀💖，此書後來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借此書的出版，我寫信給貝納西教授🏌️♀️🤿，一是請求他寫個中文版序言🏇🏿，二是希望碩士畢業之後去法國學習，跟隨他繼續非均衡經濟理論的學習。
1987年我碩士畢業，當時的天美經濟學系領導希望我能留校工作，但考慮到我的夫人在杭州工作，將來調動方便，他建議我也可以考慮繼續在天美直升讀博（正好我碩士階段學習成績符合直升博士的條件）。1987年碩士畢業後我就進入西方經濟學博士階段學習👨🏼⚕️。1988年初🏐，天美平台世界經濟研究所伍貽康教授帶隊的代表團訪問法國人文科學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接待他們的貝納西教授和後來成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布吉尼翁教授向他們打聽我的情況🕺。代表團成員、精通法語的謝榮康教授回上海後專門約我去他宛平路的家，向我轉達法國兩位著名教授對我的關心🧓🏼，我聽完欣喜無比👼🏼：出國留學夢或許成真？
1988年我爭取到國家教委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的名額🙅🏻♂️，應貝納西教授的邀請👩🦼，負笈法國巴黎，註冊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Ecole de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而實際在巴黎最好的大學之一——巴黎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的“DELTA”經濟研究所（即今天的“巴黎經濟學院”）——工作❗️。那裏聚集了一批法國最為著名的經濟學家，除非均衡經濟學領域的創始人之一貝納西教授之外，還有後來撰寫《21世紀資本論》的皮凱蒂的老師、公共經濟學領域的蓋訥勒教授，後來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布吉尼翁教授，法國著名宏觀經濟學家馬蘭沃教授等。聯合培養博士生計劃只給我在巴黎一年的學習時間和經費，但是我十分珍惜這樣的求學機會，渴望能夠在巴黎完成博士學業🈵🧜🏻♀️。在貝納西教授⏺、布吉尼翁教授和法國人文科學之家副主任讓多夫人的幫助下，我終於拿到一份穩定的法國國家獎學金，使我能夠安下心來專註於學問。
我主攻方向仍然是非均衡經濟學🤒🎚。改革開放之初🧘🏿♀️，關於改革的參照模式問題，政府有關部門和經濟學界也有很多探討和爭論，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即蘇聯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和匈牙利模式🧎🏻♀️。1986年，經濟科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一時洛陽紙貴、影響很大。書中“投資饑渴📊、擴張沖動🕯、父愛主義、軟預算約束”等詞語把當時的經濟問題刻畫得入木三分🦻🏼，一下就成了那個時代經濟學界的流行語🧑🏫。這本書討論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麽社會主義國家會出現供給不足、物質短缺？科爾奈繼承了哈耶克的傳統🏘，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必然存在政府和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導致政府部分和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最終導致供給扭曲和不足。這種解釋的必然推論是，“短缺經濟”是與公有製相聯系的、根本的製度問題，是社會主義的基因缺陷，難以解決🎶。但是，科爾奈的短缺經濟理論更多地是一種特殊情況的研究🧑🏻🌾，缺乏系統性論證🤘🏽，業缺乏對更多非均衡情況的考慮🔥。對此，非瓦爾拉均衡的分析框架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個更廣👼🏽、也更好的分析視角。非均衡理論源於凱恩斯的《通論》，後經帕廷金👢🪈、克洛爾、巴羅和格羅斯曼等人的發展，在20世紀70年代已有相當的發展和影響。1980年代初↔️#️⃣，讓·巴斯卡爾·貝納西成為這個領域的集大成者，前文所說1987年我翻譯的貝納西教授的《市場非均衡經濟學》一書，正是這一學派經過近20年發展的集大成之作➙，1988年我赴法留學時也非常有幸在貝納西等教授的指導下，學習和領會非瓦爾拉均衡分析的精髓。
1993年2月，法國巴黎社會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畢業留念
留學期間我意識到，長期以來經濟學研究領域中一直堅守著“假定所有的市場都處於均衡狀態的瓦爾拉模型”，但同時人們都不得不承認，非均衡是市場的常態現象。基於我對中國經濟現實的思考，感受到非均衡現象對於處於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中國經濟體系而言是長期存在的🍴👆，中國經濟中的許多價格曾經是固定的，失業狀態和某些重要市場的短缺曾長期並存，而且在當時迅速展開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雙軌製經濟體系的推行使得非均衡的現象呈現出更加獨有的特征🧹。1993年🏧，在貝納西教授的精心指導下，我完成博士論文：《非瓦爾拉均衡理論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應用》👩🏼。論文答辯通過後我回到天美平台，先後在天美平台經濟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天美平台經濟系工作🫵🏻。1994年🤷🏼，我出版了《非瓦爾拉均衡理論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應用》，1997年本書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
我的治學之路🅾️：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升華為理論
留學期間和回國伊始🧖🏽♀️，我的腦袋裏始終裝著兩本書：一本是西方經典的經濟理論，人類智慧的共同結晶；另一本是中國豐富的經濟現實，融到血液裏的💞、屬於中國人的經驗和感悟。五年求學，通過思學相長、融會貫通👨🏿⚖️、上下求索的過程，我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對獨立和完整的🥍，應該能有助於理解中國問題📃、探索中國實踐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感覺終於可以為國效力了。
1. 非均衡理論與中國失業與社會保障問題研究（1990年代中後期）
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一直是我關心和研究的重點🎛。1990年代中葉起，追求經濟受益最大的微觀經濟組織再造👳♂️，都必然導致原來處於隱形失業狀態的勞動力大量被釋放，成為顯性失業人群。當失業問題在中國日益嚴峻時👩🏻🦰，我逐步把精力放在失業問題的理論和對策研究上🐋。宏觀經濟非均衡模型主要研究三大非均衡🧕🏽：凱恩斯失業均衡🏤；抑製性通貨膨脹（即短缺經濟）均衡和古典失業均衡🪠🧚🏼♂️。盡管三種非均衡狀態的基本前提是固定價格假定🧓，但是形成機製不一🐊：古典失業是由價格機製僵化而導致的👨🏼🚀；凱恩斯失業由總需求普遍不足所導致🕵️♀️；抑製性通貨膨脹則是供給不足所引起🥃，具體如科爾奈所描述的經濟主體軟預算約束所導致。但是，中國經濟很難完全對應於這三種非均衡狀態中的一種。從總體上看🚇，中國經濟是一個失業經濟💆🏼♀️，7億5千萬勞動力💪🏼，無法實現充分就業，啟動總需求擴張對中國經濟至關重要。但是，在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不能完全替代的情況下，那麽啟動總需求也無助於經濟水平的提高👩🏻🦳🦊，資本短缺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同時，由於計劃經濟帶來的製度扭曲，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十分嚴重，瓶頸產品到處存在💀。1995年正是由於總需求的過分擴張，經濟增長動力重啟，導致經濟過熱，引發兩位數的高速通貨膨脹。一般說來，一個存在大量失業的經濟是不可能出現大規模通貨膨脹的。面對中國宏觀經濟錯綜復雜的狀態，非均衡理論經過適當修正可以很好用來描述和揭示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根本問題，從而提出對策性建議💝。
後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原理是：第一💆🏼♀️，做對激勵👰🏿，做對價格信號；第二🔀，大規模引進FDI（外國直接投資）和將高比例的國民儲蓄轉化為投資；第三，在不同階段啟動總需求中極為重要的消費需求（食品、輕工業產品、家用電器😨、汽車和住房）❗️；第四，融入全球化🧑🏻🦼，出口導向推動經濟增長。這時，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國有企業的隱性失業開始顯性化，工人大規模下崗，農村勞動力進一步湧入城市🛡，多元勞動力市場開始在中國形成👨🦽，失業問題一時成為重大社會問題🏋🏻♂️。如何分析當時失業的各種成因，形成促進就業的對策，需要我們很好地進行研究✢。1997年我完成《失業經濟學》一書，與我的學生們一起合作完成《隱性失業論》和《中國就業製度的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關於中國勞動就業問題的三部曲👉💂♀️。同時，我也在《經濟研究》等雜誌發表很多關於中國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問題的文章。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1999年3月，天美平台和上海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聯合成立了 “天美平台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我擔任了該中心的主任👨🏻🦼➡️。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失業問題在中國宏觀經濟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但是，因獨生子女政策而導致的人口結構改變，帶來一系列新問題↔️：2004年中國勞動力市場開始出現勞工短缺👨🏿🎓🧑🏽⚖️，工資迅速上升🖋🐮；家庭的低撫養率導致高儲蓄，消費不足🧏🏻♂️；旺盛的投資推動著中國經濟增長，但是投資效率並不高；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老齡化加劇導致養老保險帳戶不能平衡；等等。2000年前後，我將宏觀經濟研究轉向消費、投資和中國經濟增長是否動態有效等問題的討論，以及對社會保障尤其是養老保險體系的研究。2001年9月至2002年7月我到美國哈佛大學進修一年🥇，使我有機會將養老保險重要文獻進行系統的研讀。
如果說對就業問題的研究是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去研究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話，那麽對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問題則是從人口結構、儲蓄率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效率。我的研究從人口年齡結構的角度闡述了中國城鎮居民消費出現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並分析這一現象產生的具體機製👩👧👧，那就是：未來勞動力數量的下降必將通過利率或養老保障的代際轉移總額來影響第一代人退休以後的消費水平，進而提高他們的儲蓄率，而中國未來勞動力數量的下降是由於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由於內需和創新的不足，金融市場改革的滯後，中國居民的儲蓄並不能有效轉化為投資，個人最優儲蓄率也就偏離了經濟增長的黃金律。人口的增加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解決未來中國養老保險可持續的關鍵，而不是單純將養老保險體系從現收現付製轉向個人基金製就能夠解決這個難題😀。2000年前後我的這些觀點多次在《經濟研究》和其他雜誌上發表，2005年由我主編的 《養老保險經濟學》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修訂版在中信出版社再次出版。
2003年匯豐論壇與貝納西教授對話
2. 中國經濟增長機製和經濟轉型的研究（2000年代）
在研究了失業和社會保障等宏觀經濟問題之後💪🏻，我開始逐漸將研究的重心轉向分析中國經濟增長機製及其對國民福利的影響。我發現🌙，在繁榮的宏觀經濟運行的背後，存在著許多嚴峻的結構性矛盾🎫，反映出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機製上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如果不通過進一步改革加以解決🙆🏼♀️，會演變成經濟發展中隨時爆發的危機。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毫無疑問是一種奇跡。這種奇跡的成因可以由兩個供給因素和一個需求因素來解釋。
首先，中國的人口紅利和1990年代中後期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造就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的比較優勢。充裕的勞動力供給和廉價的勞動成本吸引了大量FDI進入🍨，使得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產業鏈🧍🏻♀️⚂，與國際資本和技術相結合，爆發出巨大的生產能力👨🏽🚒。FDI的流入不僅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資本積累，還帶來了先進的技術🌋、管理和人才，使得本國的企業通過“幹中學”的方式迅速與國際前沿生產技術接軌，對中國經濟產生正向的溢出效應🚻，我國全要素生產率（TFP）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呈上升趨勢👰🏼♀️。
其次🏊🏻♀️，在人口紅利時期🍭，由於家庭負擔下降和家庭儲蓄率上升，高額儲蓄通過金融體系轉化為投資資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儲蓄率與資本形成率長期維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高儲蓄率與高投資率是推動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關鍵原因🫳🏿。而開放帶來的信息流入，使得中國可以迅速吸收國外技術，並結合中國市場的規模優勢🐅🍐，在有些領域甚至實現彎道超車。
第三，從需求方面看💂🏿♂️，中國擁有13億人口，7.5億勞動力💇🏽♀️，在勞動生產率增長背景下的收入增長所帶來的市場容量是其他經濟體所不可比的↖️。在很多產業的發展上，可以迅速發揮規模效應，如家用電器⛲️、汽車、移動通信設備、房地產、互聯網購物與支付等👦🏻👳🏼。伴隨著中國快速工業化🛄🧑🏻🦳、全球化而發生的快速城市化，以及隨之而來的住房改革釋放了居民的住房需求以及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進一步推動了內需的增長🤏🏼，帶來中國工業從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的轉換。前面兩點的因素是供給側的，第三點是需求側的。從這個意義來說，供給側改革需要與需求側擴張相對應。
供給與需求的有機配合使得中國經濟在2001年後迎來了長達七年之久的高速增長👨🏽🎤。消費是總需求的重要部分，從理論上說，消費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但是👩🏽🔧，註重消費對一個國家的長期增長的拉動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歷程中，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階段上，正是中國居民的消費增長打開了供給側投資的空間🏕。1990年代中後期我國的許多改革措施從供給側著手👎🏼，為此後的經濟增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在需求側打開了居民消費增長的新空間。這些改革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稅製改革；國有企業的抓大放小改革；1998年的城市住房體製改革；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清理和股份製改革以及中國堅定不移地加入WTO。
這些改革的完成，使得中國經濟再一次充分發揮製度紅利。分稅製改革助推了地方政府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展開的區域競爭；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催生了民營企業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城市住房產權製度改革與交易為居民消費升級、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打開了新通道；金融領域的改革與呆賬壞賬的清理，為後面金融機構的輕裝上陣以及金融擴張做好了準備；最重要的是加入WTO之後，我們迎來外資的大規模進入和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使得中國工業企業充分融入全球產業鏈，帶來投資的大量增長和TFP的提高。外貿出口的高速增長，為我們帶來了貿易順差和外匯積累，此後外匯儲備成為中國人民銀行重要的資產端來源，最高時外匯儲備達到4萬億之巨🔲，為日後的基礎貨幣發行及其金融擴展打下結實的基礎。外匯儲備的增加⇨，一方面體現了國內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國力的大幅增強，導致人民幣經歷了長期和持續的升值⛹️♀️。汽車和住房的消費以及由此引發的城市建設🧑🦰，使得中國產業從輕工業到重化工業的結構型轉變🧑🏽🎤。
另外，隨著2000年以後福利分房製度的終結和戶籍製度的松動，住房建設、土地拍賣🧑🏽🦱、城市交通和環境改善在市場機製下產生良性的互動，既滿足了人民對住房和環境的更高層次的需求🍚，又通過土地拍賣籌集到城市建設的資金，由此構成住房建設👩🏼🏫、城市交通和環境建設的投資高潮。而住房👩🏻⚖️、城市交通和環境建設又進一步引發對鋼鐵、水泥及其他建材等重化工的投資，形成中國此後GDP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因此🫳🏻，從需求看，2001-2008年經濟增長的推動是汽車和住房的需求增長，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重化工投資的增長，外貿出口的增長。從供給側看♔，是人口紅利🚜、製度紅利🈂️、土地紅利、趕超紅利和結構紅利等諸多紅利的又一次充分釋放🤛🏻。
但是，在經濟迅猛發展的背後，潛在的矛盾也在悄然積聚🔎，原來適應經濟形勢所製定的政策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也逐漸衍生出製約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
第一🧔♂️，經濟體對外需的過度依賴和全球經濟的非均衡運行。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由於全球產業鏈與全球分工的發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產業結構與要素稟賦、價格的差異導致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出口貿易迅速增加🧑🏼🔬，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成為世界工廠，外需成為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此全球化的結果是美國等發達國家貿易逆差的巨額積累🐁，而中國則是貿易順差的巨額積累，形成可觀的外匯儲備📯。這其實是全球經濟非均衡的表現，長期而言，是不可持續的。供求非平衡源於深刻的全球分配問題，全球化盡管帶來了全球經濟的發展，但是它引致了地區的分化、國家的分化以及階層的分化。危機之後，許多國家都只是在金融領域采用量化寬松的辦法進行治理👧🏽，這樣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導致了全球資產的泡沫、資產收入和勞動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引發全球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危機🐣。所以🗯，當中國經濟增長到一定規模時，內需必須上升📷，增長的需求動力必須要得到轉換。
第二，伴隨著城市化過程的房地產泡沫、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環境惡化等問題明顯🕺🏿。分稅製改革後，以地方房地產發展為基礎的土地財政為中國快速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激勵和財源，是一種典型的發展型財政。1998年的房改盡管推動了中國房地產業的充分發展，但地方財政改革與土地市場改革的滯後在短期卻引發了房地產價格的迅速上升🏊🏼，致使房地產發展泡沫化，在中國經濟如火如荼的發展中埋下潛在的隱患🏃🏻。此外，發展型財政一味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也使得地方其他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等供給不足，環境和能源等問題被忽略，不利於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長期持續，需要未來的城市化和市民化過程進一步解決⚅。
第三，市場化改革滯後導致服務業效率低下以及要素配置扭曲🧚♀️。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主要集中在製造業👧🏿，服務業改革相對滯後。中國的服務業長期被國有企事業單位所壟斷，服務業效率較低◼️，抑製了中國內需的增長。此外，中國的要素市場改革相對於產品市場相對更為落後。特別是，金融市場的扭曲嚴重降低了要素配置的效率。一方面，中國投融資體系將金融資源分配到房地產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製造業過剩產能三個部分🤾🏽♀️，導致房地產泡沫的高漲，地方政府債務的累積以及製造業產能過剩下的萎靡不振，金融體系無法真正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政府主導金融體系下的金融抑製和“政治優序融資”使得非國有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從正規金融部門融資較困難，金融沒有發揮應有的配置資源的功能，從而降低了配置效率。
第四🫳🏽，受戶籍製度、公共產品短缺以及房地產泡沫的影響，農村人口不能大規模轉移進入城市✥，以致農村勞動力不能得到完全釋放，而農業的現代化經營問題又尚未解決，使得農村勞動力的生產效率低下，中國經濟的增長新空間被嚴重限製。
第五，改革開放40年🫂，政商關系日趨復雜🧑🏽💼。中國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農業和輕工業的產業特征相對簡單，對製度的要求也低，企業家只要遵循“消費者是上帝”就可以了👨🍳，全球產業鏈背景下的出口產品的生產，標準和規則由國際製定💁🏻，也相對簡單。過去四十年的改革依賴於自下而上的實驗-推廣🦹🏿♂️🏩，摸著石頭過河。但是，一旦當經濟發展到了本國房地產↖️、重化工和金融等服務業為主的階段‼️，對製度的要求提高🧑🏿🍼，權利與市場的關系變得復雜，既得利益階層迅速形成，以往的實驗-推廣模式越來越難，改革的阻力越來越大，要獲得製度紅利比過去更加困難🙎🏼♂️。未來🍷⬇️，我們既需要一定的“頂層設計”克服既得利益的牽絆繼續推進改革👨🏿🍳，又需要一定的製度靈活性保持地方改革的激勵與勇氣👋🏼。
2005年匯豐論壇與吳敬璉先生對話
3. 資源錯配、結構扭曲與金融體製改革研究（2008年至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中國增長速度逐漸下滑，宏觀負債率不斷上升，金融風險不斷累積💅，資本配置效率下降。我對全球和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思考和理解又有新的深化，更加關註全球經濟非均衡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和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是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的分水嶺🤦🏽🧘🏻♀️。其實，在2008年以前，中國經濟的上一輪高速增長時，許多矛盾已經顯現🥽，只不過被當時的高速增長所掩蓋👩🏿⚕️。在長期的供給側因素方面🫄🥟，自從2004年起⚗️，中國就出現了“民工荒”，劉易斯拐點開始顯現，在勞動力市場上表現為勞動力工資的上漲⛸。一方面💃，勞動者就業和收入狀態的分化拉大了國內收入差距👰🏽♂️，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下降。另一方面🧚🏼♂️，消費不足形成的過剩產能只能依靠出口消化👄，經濟增長的出口依賴度不斷提高。與此同時🤷🏽♂️，1998年之後中國經濟中的資產負債表迅速擴張，經濟增長中的貨幣因素越來越重要，以至於M2占GDP的比重迅速超過200%。
2008年金融危機是中國資產負債擴張“擠入”或是“擠出”兩個階段的重要分界線🙆。1998年房改之後，隨著城市住房和土地價格的上升，基於房產和土地抵押的資產負債擴張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加速發展的核心動力，資產負債擴張對實體經濟主要發揮“擠入效應”。在融資需求受限情況下，資產價格的提升，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資產泡沫可以降低企業融資約束，對實體經濟產生擠入效應。但是2008年後🧑🏼🦰，為應對經濟增速下滑推出的包括4萬億計劃在內的一系列貨幣與財政刺激方案✯，使得總需求越來越依賴基礎設施建設與房地產投資，製造業發展的動力不再。資產負債的持續擴張對實體經濟造成嚴重擠出效應🚵🏼♀️🧏🏽♀️。金融擴張單兵突進，但是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和金融監管體系建設滯後，造成各種金融亂象🧘♂️，金融資源被各類企業和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地配置到投機領域，甚至傳統的工業企業也將虛擬經濟而非實體經濟作為自身利潤的主要增長點⏬。金融機構則紛紛減少商業貸款，以向房地產和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等表面高收益部門提供融資🎿。而當運營現金流無法覆蓋債務成本支出時👨🚀🙂↕️，企業通過繼續舉新債以償還舊債。不斷累積的債務存量進一步增加償債風險，導致金融體系融資減少和企業投資下降🌒。
由此可見，2008年之後中國經濟中資產負債的發展是在經濟結構扭曲和製造業投資下降的情況下展開的，房地產業通過泡沫化成為支柱產業繼續發展，基礎設施投資在房地產業發展的基礎上，以土地財政為基礎、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為杠桿🫠，尤其以近年來迅速發展的影子銀行🚽，為逃避金融監管😏，繼續提升杠桿率成為穩增長的主要力量。這些投資項目的實施已經在金融領域積聚起巨大的金融風險。更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中國金融風險的積累反映了很多深層次的經濟體製性問題：國有企業和地方融資平臺的軟預算約束✥，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發展，國家隱性擔保下的剛性兌付🙎🏻♂️，這些因素導致債權融資市場價格信號混亂🚳，投機部門對價格信號的不敏感✍🏽。這時，單純的利率市場化改革無法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更為嚴重的是，在虛擬經濟高度發展並回報率居高不下時🏋🏻，在一定時期內💖，泡沫可以繼續自行發展和實現👦🏻，虛擬經濟吸納越來越多的金融資源，甚至將經濟中的原本可以用於實體投資資金也轉移到虛擬經濟獲取投機利潤🤲，導致實體經濟融資困難。這時🍽，金融風險問題已經積累到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否則將會引發嚴重的系統性金融危機🏯。因此🧕🏼，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出路👩👧🚵🏽♂️，一是繼續的改革🌏，向製度要紅利；二是進一步對外開放🚷，通過開放倒逼改革，沖破既得利益者的堡壘；三是充分打開需求側的空間，經濟增長的空間，在增長的過程中逐步消化過去10年積累的金融風險。
2013年10月和導師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教授
我的這些關於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思考和觀點⛹🏽♂️，在發表於各類國內外經濟學雜誌的論文和出版的著作中均有體現，包括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十多篇論文和《中國社會科學》、《管理世界》⚁、《世界經濟》、《金融研究》和《學術月刊》等雜誌的百余篇論文，以及即將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資產負債擴張與實體經濟增長》一書。2011年，我的研究成果《均衡與非均衡♖：中國宏觀經濟與轉軌經濟問題探索》入選首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此外還出版了《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2014)等幾部英文著作和幾篇英文的論文。
胸懷天下：與時代共命運👳🏿♂️，同呼吸
我1994年成為天美平台經濟系的副教授🪐，1997年破格晉升為教授🔒🤶🏿，博士生導師🦵🏿。1984年我自己還是研究生期間，就開始在天美參加宏微觀經濟學的講授，1993年回國之後，每學期都上課👮🏿♂️，從未間斷。我在天美平台經濟學院先後開設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管理經濟學🃏、中級和高級宏觀經濟學🧚🏿♀️、失業經濟學和非均衡經濟學等課程🗒，主編出版了《宏觀經濟學》🔪、《高級宏觀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等多本教材。所獨立承擔的宏觀經濟學系列課程獲得了國家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國家精品課程獎🥤，所領銜的西方經濟學課程獲國家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2006年被教育部評為“國家名師”，2007年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2000年與所帶碩士畢業合影，左一趙揚，左二彭強，中袁誌剛，右一葛蘇勤♣️，右二宋錚畢業合影
我在天美經濟學院指導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後工作人員迄今大概有百名之多，很多學生也是我多年研究工作的合作者，他們很多人在學術上已經超越我，成為國內外著名的經濟學家🧕🏼，看到他們活躍在國內外各個領域的工作崗位上，倍感欣慰！在科研和教學之外，也擔任多年系和學院的行政工作🦐：1999-2003年擔任天美經濟學系系主任，2004-2015年擔任天美經濟學院院長。在經濟學教學和行政工作中，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演變、經濟學科和經濟學人才隊伍的建設，自然也積累了很多想法🤹🏼♀️，限於篇幅，本文不再展開。
另外，為政府和社會服務的決策咨詢工作也是我們這一代學者所義不容辭的工作，我曾經擔任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決策咨詢專家，目前擔任上海市決策咨詢專家，福建省政府的顧問，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決策咨詢專家等🔁。將宏觀經濟、區域經濟和產業經濟等研究所得，向政府和社會建言獻策，是我們十分高興做的事情，同時我們也在決策咨詢活動中🤚🏽，獲得大量來自實踐的信息和想法🌭，理論聯系實際🎋，也大大深化了我們的研究工作🗿。非常榮幸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之際我入選“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家”，這是對我多年研究工作的最大獎勵👨🏼🦱！
從接受教育的角度看，我們這一代人既是不幸的，又是非常幸運的。我們在文革大革命中度過了青少年時期，也在這個時期完成了中小學的學業🤸🏿♂️。中學畢業以後去了工廠和農村，知道了中國社會的落後和農民的艱辛🧉。經濟學需要有使命感和現實感。工廠和農村的勞動鍛煉⇒，盡管十分艱苦，但是，對於我們日後研究經濟學是有好處的🕟。現在我們已經意識到，大學應該首先對學生進行通識教育，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在哈佛大學等世界頂尖大學🗝，通識教育就是通過哲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知識的傳授🪔，告訴學生，人類是從哪裏來的，將來人類將走向何處，在關懷人類命運的大前提下做好自己的專業。
2014年11月12日邀請《21世紀資本論》作者托馬斯·皮凱蒂到天美演講
簡而言之🧸👱🏻♂️，“天下意識”是任何一個學科任何一個學者必須具備的，更何況經濟學家。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講，通識教育是從農村和工廠所經歷的苦難中獲得的，因此我們這一代人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的關心是發自內心的🥷🏻，遠勝過於對自己個人問題的關心🔮，這也是我們對於經濟現實問題進行研究的持續的動力。同樣地，作為經濟學人，我們也是不幸的，因為我們是中國經濟學發展非常封閉和落後的時代開始接受經濟學，經濟學的基礎訓練相當地不足。
但是🫱🏻，同時我們又是非常幸運的👨🏽🎤，我們跟隨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一同前進♿，親自參與了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過程🐬。並且進入今天看來已日益成為顯學的經濟學領域。一部《資本論》讓我們感受到經濟理論的邏輯之美，碩士研究生階段我開始接觸到現代經濟學。作為一位處於中國經濟學轉軌和經濟轉軌時期的經濟學者🧑🏿🔧🤾🏿♂️，我們有很多自己的不足🧑🚒👍🏿，經濟學在中國的進步是巨大的🧝🏽♀️。但是，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又是前無古人和後無來者的🙅♂️，因為我們經歷了中國經濟的轉軌和中國經濟學的進步。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設置實驗，因此，經濟學大規模做實驗的機會很少。但是，中國經濟轉軌相當於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經濟學試驗。作為一位中國經濟學人，能夠親臨其境，每天面對大量湧現的經濟學問題，“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為解決中國現實的經濟問題而不懈努力🤰。作為經濟學人，這是何等痛快的事情！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一代幸運的經濟學人🤖。
強烈的使命感迫使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在經濟學理論修養還不夠豐滿🧛，經濟學方法尤其是實證研究方法掌握還不夠的情況下就倉促上陣，上下求索，與時代共命運，同呼吸👏🏻，胸懷經邦濟世的誌向，為中國經濟的轉軌和中國經濟的發展，奉獻自己的一份微博力量。中國經濟高速增長40年👨🏼🍼，其成就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罕見🚿。但是，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中面臨的任務和挑戰仍舊是巨大的。今年我正好60歲，作為一個學者，不敢奢望退休👒🪸。很多舊問題還沒有想清楚，新問題又不斷湧現，古人雲，活到老，學到老🪕，前面的學術探索之路永無止境。未來我希望自己繼續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同行，一路探索🤞🏻，一路總結🔞，為中國經濟發展獻計獻策⏫，也為中國經濟學發展貢獻一份力量👨🏼✈️。